1970年夏季，在北京中南海，毛泽东接待了美国作家埃德加·斯诺，然而他们的交流并未集中在国际局势上。斯诺突然提到一位多年未见的中国朋友：“我一直在思念王牧师。”这个名字引发了三十多年前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。这里的“王牧师”并非其本名，而是董健吾当时使用的化名。1936年，斯诺计划前往陕北采访，却被困于西安，那时前往陕北的道路并不对外公开，外来记者若无可靠的引导者，难以达到目的地。董健吾的出场正是为了接应他。他身着长衫，以牧师身份出现，言语宁静而行动果断。斯诺回忆称，正是这位“王牧师”帮助他突破重重关卡，顺利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。这次经历后来被记录在《西行漫记》中，使斯诺成为向西方介绍红色根据地的重要见证者。

董健吾，生于1891年，来自上海青浦，曾接受教会教育，通晓英语并熟悉西方宗教。在五卅运动后，他被现实冲击不断，逐渐将牧师身份视为参与民族救亡与革命活动的工具。他的特长在于将公开身份与秘密工作结合，上海的圣彼得教堂一度为地下活动提供庇护。虽然外界只将他视为温和的神职人员，但他实际上面临巨大风险。上世纪30年代，董健吾还曾参与创办大同幼稚园，表面上是照顾儿童，实际上却负责保护革命者的子女。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曾在这里受到照料，董健吾不仅安排儿童的生活起居，还尽力护佑他们免受战乱影响。

毛岸龙的早逝是令董健吾难以释怀的往事。尽管他的工作并不受重视，但他对孩子们的关心却益发显著。后来，毛岸英在信中称他为“董伯伯”，这个称谓代表着深厚的情感。1937年后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，董健吾仍在复杂环境中继续执行联络任务，然而随着局势恶化，他的工作也变得更加隐秘。 球友会

新中国成立后，董健吾没有过上显赫的生活，因历史原因和潘汉年案件的牵连，他一度被审查，生活待遇也明显下降。曾经冒着危险为革命做出贡献的人，最终却生活在普通住宅中，令许多知情者感到惋惜。1970年斯诺再次访问中国，他提及想见董健吾。毛泽东随即要求工作人员寻找这位“王牧师”，工作人员迅速在上海找到了董健吾，但彼时他已经重病缠身，身体非常虚弱。董健吾在得知斯诺回国的消息时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斯诺好，我记得他。”尽管他很想见老朋友，但已经晚期的癌症让他们无法重逢。斯诺抵达上海时，董健吾已无力等待，两人未能再见，董健吾于1970年去世，享年79岁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他们没有再见面。斯诺多次提及这位中国牧师，称他是自己进入陕北的关键帮助者。在斯诺的眼中，董健吾不仅提供了一条安全通道，让他得以亲身体验真实的陕北生活。1978年，董健吾的历史问题重新得到审视，上海方面为他进行了追悼活动。他当年帮助斯诺的半截名片再次被提及，虽没有文字的惊天动地，却见证了一位牧师、一位记者及一段特殊历史的交汇。